博事達所慶20件經典、優秀案例多件入選最高法、省高院年度經典案例、指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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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事達所慶20周年,除了出版《公正的力量——二審、再審改判案例精析》一書,組織百名律師線上免費咨詢服務一個月,開展“我與博事達”主題征文,表彰資深員工和優秀律師外,還專門開展了“十大經典案例”和“十大優秀案例”評選活動。評出的20件經典、優秀案例中包含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件“年度十大知識產權經典案例”、3件經典案例(其中1件為指導案例、1件為指導與參考案例、1件為最高院出版刊物中收錄的參考案例)、2件提審改判或指令高院再審改判案例以及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布的3件年度經典案例,其他入選的部分案例為《審判研究》《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六十年經典案例》收錄的經典案例或有一定影響力的疑難復雜案件、非訴案件。這些案例不但反映了博事達20年來秉承“敬業、專業、團隊、規范”的辦所理念,而且能夠集中體現博事達品牌化建設的成果,同時對于進一步推動律所專業化、品牌化建設能夠起到了示范引領作用。

    十大經典案例介紹:


    案例1:《天津某種業公司與江蘇某種業公司互訴侵害雜交水稻品種父本和母本品種權侵權糾紛案》
    承辦律師:潘小龍,江蘇某種業公司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案號:(2009)寧民三初字第63號、(2010)寧知民初字第069號、(2011)蘇知民終字第0194號、(2012)蘇知民終字第0055號]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為指導案例,為第[86號]指導案例;被該院評為《2013年中國法院十大創新性知識產權案件》,同時被國家農業農村部評為《農業農村部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十大典型案例》。該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涉訴雜交水稻品種的父本和母本品種權分別由不同主體持有,因雙方無法達成相互授權許可協議且同時互訴品種侵權,在此前提下,人民法院能否可以直接判令雙方當事人相互授權許可并相互免除相應的許可費?人民法院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促進植物新品種的轉化實施的角度,直接判決合作選育雜交品種的,如果沒有就后續權利及親本權利的行使進行約定,應視為合作雙方均有權使用對方親本生產、銷售雜交品種的繁殖材料,不得用于其他商業目的,但應根據父本與母本在配組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來分配涉案雜交品種繁殖材料銷售所產生的利潤。而且鑒于江蘇某種業公司在該推廣應用中的貢獻和作用,依據公平原則同時判令天津某種業公司補償江蘇某種業公司人民幣50萬元。
    案例2:《江蘇某種業公司與南通市某原種場植物新品種追償權糾紛案》
    承辦律師:潘小龍,江蘇某種業公司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案號:(2016)蘇01民初396號、(2017)蘇民終58號]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評為《2017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2017年中國十大最具研究價值知識產權裁判案例》,同時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評為《2017年江蘇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障創新典型案例》。該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本案系江蘇省法院審理的首例追償植物新品種臨時保護期使用費糾紛案件,涉案的水稻品種為粳稻,粳稻新品種的培育需著重在增產、提升食味品質等諸多方面進行改良創新,傾注了科技工作者的極大心血。但涉案品種從初步審查至實體審查長達4年多,對于該期間品種權人的權益如何保護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規定。本案探索性地確立了植物新品種追償權糾紛的裁判規則,即,品種權人可以依法轉讓追償權;品種授權后,在臨時保護期內未經許可為商業目的生產、銷售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單位或個人應向品種權人支付相應的使用費;臨時保護期使用費可以參照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費合理確定,但對于涉及國家糧食安全的糧食作物的新品種糾紛案件,應加大司法保護力度,不宜簡單地參照許可費進行確定,而應酌情提高使用費的數額。該案對于強化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激勵農業科技創新,促進農業發展具有引導示范作用。
    案例3:《南京某銀樓確認解除合同無效案》
    承辦律師:劉能斌、宣雋,為南京某銀樓連鎖發展有限公司一、二審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分別由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寧知民初字第465號] 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蘇知民終字第0154號]審理,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評為《2014年“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典型意義在于商標權利人與授權使用權人雙方簽訂多份關于商標、字號使用的協議,不直接簡單認定為商標許可合同,結合雙方合作、履行協議的事實、行業特性等認定本案合同性質為特許經營合同,進而界定特許人與被特許人各自在合同中的權利邊界。代理人從多角度提出的商標權利人即特許人解除合同無效的觀點基本上被一、二審法院支持。
    案例4:《張某等走私普通貨物案》
    承辦律師:王興元,為上訴人張某二審辯護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改判[案號:(2004)蘇刑二終字第071號]并刊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的《刑事審判參考》第58集,為第[455號]指導和參考案例。其典型意義在于上訴人張某的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相同罪名情形下,如何區分這兩個犯罪是同種犯罪,還是異種犯罪;單位犯罪與其相應的自然人犯同種罪的罪名相同,兩者是否屬于同種犯罪?辯護人提出上訴人張某實施的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罪,張某作為所在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員和作為自然人身份獨立實施的走私普通貨物罪屬于異種犯罪的辯護意見,被二審法院采信并依法獲得改判。
    案例5:《蘇州中盈房地產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合同、土地使用權轉合同之爭》
    承辦律師:劉能斌、王維,為蘇州中盈房地產有限公司一、二審代理人。該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改判[案號: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終字第68號]并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收錄、編著于《最高人民法院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書。其典型意義在于涉案合同性質系股權轉讓合同,而非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且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無效。從否定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的性質入手,進而以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為由否定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最終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二審法院采信代理意見并依法改判。
    案例6:《江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淮安某資產公司合同糾紛案》
    承辦律師:王興元、周巍,為再審申請人江蘇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提審并改判[(2017)最高法民申2336號;(2017)最高法民再288號]。本案原審判決訴爭協議無效,并判令江蘇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向淮安某資產有限公司返還已經給付的1250萬元;再審改判合同有效,并判令淮安某資產公司向再審申請人支付3270余萬元,具有“顛覆性”改判的特征。其典型意義在于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認定標準以及法官釋明合同無效后,對訴訟請求應當如何進行技術處理問題。代理人提出原判決以雙方約定屬于變相減免土地出讓金、擠占挪用土地收益的行為,從而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并據此認定合同無效,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的代理意見,被最高人民法院采信并依法支持再審申請人的全部訴訟請求。
    案例7:《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
    承辦律師:姚彬、陳佳,為原告江蘇省消費者協會(現已更名為江蘇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的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2016)蘇01民初2034號],并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評為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件。典型意義在于當城市供水、供電、供氣等行業屬于具有公益屬性的公共事業,同時也屬于壟斷行業,出現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條款時,消費者如何維權問題。代理人接受委托后對該案結合法律規定進行訴前可行性分析,支持省消協代表廣大消費者群體提起訴訟,被告單位最終按照訴訟請求進行了合同條款的整改,雙方達成和解后,作為原告方撤回了起訴。該案也系江蘇省首例針對公共服務行業提起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對類案的處理和糾紛的解決具有引導示范意義。
    案例8:《南京某度假村有限公司破產清算轉重整案》
    承辦律師:以姚彬律師為負責人的破產清算與并購重組團隊,為某度假村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該案由于涉及到強制清算程序、破產清算程序與重整程序的相互轉換,重整方法獨特,社會效果良好,分別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評為2018年企業破產十大典型案例,又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評為2019年南京法院十大典型案例。管理人在辦理該案件中,由于企業資產存在法律瑕疵即公司的主要資產房屋建筑物既無房屋所有權證書,亦無土地使用權,不能通過正常拍賣途徑處置,導致正常的破產清算程序工作推進受阻。為此,管理人通過與公司主要債權人進行協商,最終達成共識,將破產程序轉變為重整程序,通過債轉股的方式,將破產公司的最大債權轉變成股權,同時再通過引起其他投資人介入重整,使得破產公司獲得了用以解決其他債務的寶貴資金,從而最終使破產企業重新起死回生,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也得到充分保護。本案除成為重整投資人的債權人獲得股權外,公司的其他債權人(包括職工債權人)均得到100%受償。
    案例9:《朱某與某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承辦律師:楊繼強,為某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二審、再審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改判【(2016)蘇03民終2366號】,并經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朱某的再審申請【(2017)蘇民申4232號】。該案被收入2018年12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2014-2018年保險糾紛白皮書十大典型案例》。典型意義在于以高度蓋然性的司法證明原則認定案件事實、分配舉證責任。代理人提出的應當由駕駛員就其離開現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承擔舉證責任,以此鼓勵規范駕駛行為的代理意見,被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采信,支持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10:《姜某訴宿遷某印刷公司股權變更登記糾紛案》
    承辦律師:王興元,為上訴人宿遷某印刷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改判[(2007)蘇民二終字第007號]并刊登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六十年經典案例》。典型意義在于“一股雙重買賣”的性質認定和公司對股東競價高買的股權進行登記的法律效力如何認定。代理人提出的原審判決以股權轉讓合同簽訂在先而認定68人的股權已經實質轉讓并據此認定公司登記無效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的代理意見被江蘇高院采信并支持全部上訴請求。


    十大優秀案例介紹:


    案例1:《胡某與某供應站、某村民委員會企業確權及返還財產糾紛案》
    承辦律師:王興元、姜紅斌,為再審申請人某供應站的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2002)蘇民再終字第009號]并刊登在《審判研究》[2006年第一輯(總第十四輯)]。原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副庭長,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大法官,對該案撰文進行高度點評。典型意義在于律師如何運用釋法說理的方式對證據展開論述。代理人通過從供應站取得活力素成品的時間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對應關系,以爭議數量和審計報告的矛盾以及收購協議和負債表之間的印證等關系角度,并運用邏輯推理、日常生活經驗的方法,證明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證據明顯不足的觀點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采信并依法支持再審申請人全部訴訟請求。
    案例2:《江蘇某四建公司與江蘇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案》
    承辦律師:王興元、周玉,為再審申請人江蘇某房地產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并改判[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191號;江蘇高院(2015)蘇民再終字第00004號]。本案原審判決訴爭協議無效,并判令江蘇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向江蘇某四建公司賠償損失約2000萬元;再審判決訴爭協議合法有效,并判令江蘇某建筑公司向江蘇某房地產開發公司承擔違約金150萬元,具有“顛覆性”改判的特征。其典型意義在于原審判決對相關證據雖予以質證但未認證的性質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問題。代理人提出的再審申請人自主招標所形成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審判決以雙方在第二次招標后沒有重新簽訂合同,并據此認定合同無效和承擔解除合同主要責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的代理觀點,被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蘇高級人民法院采信并依法改判。
    案例3:《李某某敲詐勒索案》
    承辦律師:劉俊,為原審上訴人李某某敲詐勒索案再審程序辯護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無罪[案號:(2014)蘇刑再提字第0001號]。其典型意義在于原審上訴人李某某的信訪行為是我國《憲法》及《信訪條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李某某不服征地補償而多次上訪進行權利救濟的行為應當受到法律保護。此外,政府不是自然人,不應被認定為敲詐勒索罪中“被害人”,亦不能成為刑法意義上被威脅、要挾、恫嚇造成精神恐懼不得已而交出財物的犯罪對象,李某某上訪與政府補償之間也無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辯護人上述“李某某不構成犯罪”的辯護意見被法院采納,最終改判李某某無罪。
    案例4:《周某某訴鹽城某地產有限公司、鹽城市某一建公司建設局竣工驗收備案行為再審糾紛》
    承辦律師:周連勇、王志燕、柏鳴,為再審申請人鹽城某地產有限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并裁定撤銷一、二審判決,發回鹽都區人民法院重審[(2019)蘇行再9號;(2019)蘇0903行初393號]。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審理竣工驗收備案行為是否合法所依據的基本事實,應當是建設工程是否驗收合格以及是否依法提交了備案文件。備案文件是驗收行為的載體,只要驗收行為符合法律規定,作為行為載體的文件中僅面積記載錯誤這一事項,并不影響工程已驗收合格這一基本事實。本案原審判決僅審查鹽城某地產有限公司提交的驗收文件面積記載錯誤,即認定該公司未提交真實有效的證明文件辦理竣工驗收備案,進而撤銷鹽城市某建設局竣工驗收備案行為,應屬認定基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律師代理意見被江蘇高院采信并依法發回重審,庭審過程中,原告周某某當庭撤訴。
    案例5:《楊某報注冊資本、詐騙罪一案》
    承辦律師:周連勇,為上訴人楊某二審程序辯護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蘇刑二終字第 158 號判決書,判決如下: 一、維持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寧刑初字第 18 號、第 37 號刑事判決中對原審被告人楊某虛報注冊資本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即被告人楊某犯虛報注冊資本罪判處有期徒刑 2 年,罰金人民幣 2 萬元; 二、撤銷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寧刑初字第 18 號、第 37 號刑事判決中對原審被告人楊某的詐騙罪及原審被告人付某華、付某榮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付某榮無罪; 四、原審被吿人付某華無罪。其典型意義在于,行為人使用虛假證明文件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注冊登記,虛報注冊資本的行為,是否能因此證明其拖欠的供貨商貨款因此就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辯護人認為,拖欠供貨商的貨款主要用于擴大經營規模,無證據證實其有轉移、隱匿、揮霍貨款之行為。對于行為人行為進行法律評價時,應緊扣構成要件,巨額債務不能清償與公司剛成立時注冊資金不足有因果關系,但不能直接認定其拖欠債務本身就具有詐騙的主觀故意。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采信辯護人意見,作出改判詐騙罪無罪的判決。
    案例6:《聞某訴江蘇省某院信息公開案》
    承辦律師:張博,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江蘇省某院代理律師。該案一審由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聞某起訴[案號:(2016)蘇01行初312號],聞某上訴后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號:(2017)蘇行終126號]。該案被刊登在法制日報2019年5月9日第05版:聲音《十大案件折射教育法治化進程(下)》8號案件。其典型意義在于聞某向江蘇省某院申請考生成績復核并收到相關復核結果后,再行通過申請信息公開的方式,要求公開相關考試信息,是否應當得到支持?代理律師提出考生對于成績有異議申請復核的行為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調整的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的行為有著根本的區別。本案聞某在對成績異議復核的申請已得到江蘇省某院書面回復的情況下,再行通過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的方式要求公開高考答卷,其本質依舊是對考試成績有異議,且已通過成績異議復核渠道予以解決,申請信息公開于法無據。一審、二審法院采納代理律師的觀點并依法駁回聞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案例7:《錢某某涉嫌濫用職權罪一審宣判無罪案》
    承辦律師:劉能斌、慶先超,為被告人錢某某的一審辯護人。該案由常州市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 [案號:(2016)蘇0492刑初8號刑事判決書]一審宣判無罪。其典型意義在于司法局分管法律服務所的領導通過法律服務所年檢的審核行為與法律服務所主任利用職務之便實施詐騙行為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辯護人提出錢某某的行為與蔣某某的詐騙行為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的辯護意見,被一審法院采信并宣判被告人無罪。其價值意義在于本案是屬于江蘇省乃至全國范圍內比較罕見的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經律師辯護而無罪釋放的案件。本案的被告人系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作為律師團體的主管行政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也需要律師的全力辯護,本案為全體法律人尤其是身處一線的司法人員思考司法理性和司法正義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樣本。
    案例8:《孫某故意殺人案》
    承辦律師:周連勇、楊秀云,為被告人孫某死緩復核程序辯護人。該案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蘇刑一復字第0004號刑事裁定書,裁定如下:1、不核準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蘇中刑初字第0101號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孫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案移送的“CHANGHONG”牌手機一部,發還給被害人施某家屬的刑事判決。2、發回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其典型意義在于對可能判處被告人死刑案件的證據如何適用。辯護人提出: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直接證據印證,同時被告人庭審翻供,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又存在不合理的情形,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不符合刑事訴訟證據形式要求,不屬于原始證據,本著“疑罪從無”的原則,認為被告人孫某故意殺人罪不成立,敬請不核準,予以改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采信辯護人意見,作出不予核準死緩的裁定。
    案例9:《通過股權收購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房地產并購專項法律服務》
    承辦律師:周巍、劉婧婧。該專項服務的最終目的是為客戶購買目標公司持有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涉案標的1.4億元。由于公司股權轉讓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具備轉讓程序操作簡單、轉讓方式具有保密性特點、股權轉讓可以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等特點,在股權并購完成后,發生變化的只是項目公司股東;項目公司名稱、土地項目等建設手續的名稱等并沒有發生變化,可以直接進入土地開發流程。承辦律師通過資產剝離與目標公司股權收購的架構設計,既為客戶大幅節約稅費等收購成本,縮短交易周期,也有效防控法律風險。這種模式,是許多大型地產企業或者不具備房地產開發資質的企業或個人在土地二級市場獲取土地資源的重要渠道。同時也為本所提供房地產非訴法律服務積累了豐富經驗。
    案例10:《江北新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重點行政執法領域工作指引>非訴案》
    承辦律師:周連勇、喬中龍、鐘麗、劉思文、楊秀云、王志燕、任瑞平、王崇偉、張指銘、吳小雅、單艷、曹茜、葉小蘭、劉生輝。實習律師李小敏、沈鵬、張一辰、魯筱、陳婷、姚婭以及見習人員鮑子捷、陳高天、穆慧鳳等參與項目工作。該項目為政府法律服務非訴案件,承辦律師受托為南京市江北新區編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重點行政執法領域工作指引》(以下簡稱《工作指引》)?!豆ぷ髦敢泛w了衛生健康、市場監管、應急管理、社會保障、治安管理、文化教育等十二大重點執法領域,清晰梳理了疫情防控期間相關執法工作的部門職責、執法措施、工作要點、標準流程和追責依據。被項目獲得顧問單位高度認可,新華日報、新華日報財經公眾號、揚子晚報、江南時報、現代快報等均進行宣傳報道,南京司法行政在線、中國律師網、南京律協、律媒智庫等也于官方網站進行報道。該非訴項目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為重點領域、重點執法行為提供明確具體的業務指引,為相關職能部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提供及時有效的指引和幫助的同時,創造了依法防疫的可復制、可推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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